老来忆昔，往事奔涌，又想起当年投稿事。

(资料图)

第一篇作文发表于小学五年级，当时我被学校树立为“从小想当新农民”的典型，写的作文《春》经校方推荐，在上海市广播电台播出，但这篇稿件不能算我自发投稿。

我第一次投稿在读比乐中学时，校黑板报有“朝阳花”副刊，每周出版一次。我在初二时开始投稿，发表过好几篇散文与评论。后吸收为“朝阳花”校刊初中组组长，当起了小编辑。读初三时，《青年报》杨编辑来学校召开座谈会，记得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主题曲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讨论，我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观点，经杨编辑指点，打出小样，后因形势发生变化，未发表。经杨编辑推荐，我被《青年报》聘为特约通讯员。

我进入工厂，先在翻砂厂，后调到上海力车厂，劳动强度都较大，业余时间坚持读书写作，写得多了，也想投稿。当时只有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两张报纸，版面都是老三篇（一篇小说或散文，一首诗歌，一篇评论），每周两个版。我就频频向报纸副刊投稿，投出去时，充满希望，但一周左右就收到了打印好的退稿信。年轻人自以为是，对比报上发表的文章，很不服气，便将投稿的第一页与第二页粘住，结果退回来的稿件，照旧黏着，编辑根本没仔细看，心中很沮丧。

后来，我参加卢湾区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写作课，得以认识《解放日报》副刊编辑谢泉铭，老谢对业余作者很热情，我便向老谢投稿。有一篇小说已上了大样，刊前被拉了下来。据老谢说，有位著名作家写了类似题材，领导要照顾名家，只好委屈你了。我很灰心泄气，但又无可奈何。

我算了一下屡投屡退的稿子，三年中竟有四十篇之多，母亲看了一大堆退稿，很心疼我，但一直鼓励我坚持。一个工人没机会去读书，要想从事文字工作，除了投稿，我还有什么出路呢？

皇天不负苦心人，1973年4月19日《解放日报》副刊终于刊出我写的一首儿歌《打虎》，这是我投出的第49篇稿子，刊发处女作的是老谢的助手王捷。我赶紧去附近的邮局买报纸，问：“今天的《解放日报》还有几份？我全买了。”邮局营业员大为惊诧，忙问：“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说：“没什么大事，是我个人的重要日子。”

儿歌《打虎》只有十二句，回家细读，发现有八句被修改过，但标题与名字是我的，我当时用的第一个笔名是“肖波”，前面还有我所属的工厂名称。翌日去上班，门房间师傅首先向我祝贺：“秀才，昨日看到你大作了！”

处女作发表后，我的投稿依然石沉大海，直到一年后，我从写诗文转向写历史评论，我写曹操的长文在一个版面全文刊出，从此，投稿屡屡见报。

至上世纪80年代，报刊丰富了，我投稿的热情更加旺盛，每晚读书写稿至深夜12时，不断有稿子刊出。这时候把过去投出的四十多篇退稿，再细读一遍，这才发觉当时的文笔真幼稚，选材很俗套，读了开头就不想读结尾，怪不得编辑们都不读第二页。

我有幸当了编辑，每天一到报社，首先急着看来稿，因为我有过屡投屡退的坎坷与不幸，也曾暗下决心，一旦我当了编辑，决不能遗漏一篇好稿。编辑三十余年，编发了许多不知名业余作者的稿件，每次给外地作者寄报纸，他们都来信表示感谢。我心中自忖，他们哪里知道我曾有四十八篇退稿的经历！（曹正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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